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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先例没有被推翻，公平就要求相同案件相同对待。

批捕权实质上是一种具有裁断性质的权力，与检察追诉职能存在天然的逻辑矛盾，将职务犯罪的侦查追诉权和批准逮捕权同时配置给检察机关行使，则可能出现检察机关为达到举证的目的，而放宽逮捕的条件甚至滥用逮捕措施，既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而实现惩治犯罪的目的，更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实现公正司法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立案侦查的检察院能够成为与犯罪嫌疑人相对等的一方，上一级检察院也可以相对超脱地对下级检察院侦查的案件，是否应当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予以审查，但逮捕决定权毕竟还是在检察机关内部流动。

③鉴于技术侦查的专业性特色，应当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技术侦查部门，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设备，专门负责对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实施技术侦查。对法院庭审活动的实体监督，包括案件定性和刑罚裁判两方面。可以说，为检察机关配备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手段的条件已经具备。4·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技术侦查手段本身所具有的对人权的侵蚀性要求，技术侦查必须在严格法治的条件下实施。

(二)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技术侦查权技术侦查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发现犯罪和证明犯罪的一种秘密的侦查活动，包括侦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像、秘密拍照等。[11](P·135)在德国，在举证程序终结后，首先检察官对举证结果进行总结，并提出定罪和量刑的意见。[16]法国公法学家莱昂．狄骥认为，价值判断在一种科学的社会理论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这样，一系列的这方面的对策研究课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如何既坚持执政党的领导，又防止执政党腐败。阿克顿认为，不管是信仰者的权力，王公贵族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代表人民的、代表金钱的权力，还是自称代表自然法、代表进步力量、代表正义与和平、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总之，不管是什么权力，代表也好，不代表的也好，只要它是以暴力为后盾（这是必然的）的，只要它失去了制衡，必然要成为绝对的权力，而成为绝对的权力后，就必然会倾向于残暴、腐败和不义。[18]笔者基本同意，但不完全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

没有激情，研究就难以深入，难有创新。[10]该文将二者的关系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推进法治与发展、改革、创新都是目前的重要任务，都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总目标的硬道理。

但就狭义而言，法治对策研究只是法治应用研究的一部分。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一期[1] 作者：姜明安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例如，毛泽东早年进行对策研究，在解决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时，不受主义约束，大胆创新，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对策，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4] 本节的内容曾在《法制日报》2011年6月8日第9版上发表，本文引用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添加了若干注释。

[8]从上述宪法的规定看，我国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是通过间接监督（人民产生人大，监督人大，人大再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直接监督两种途径实现的由此可见，行政处罚法治化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改变和完善的始点和终点，其中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法治在一定阶段的必然，因为没有并用可能难以做到过罚相当。[2]行政处罚的种类在传统教科书中主要指行政处罚所分布的行政管理领域，如工商行政处罚、税务行政处罚、物价行政处罚、土地行政处罚等。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必须依法为之，对行政处罚并用进行必要的法律控制是完善行政处罚实施制度的必要选择。

量的对应则是指行为人行为的危害程度如果能够用数量计算或者能够作出非常间接的量上的估算，其所负的责任应当与危害的程度在量上对应。因为分散的执法体制将导致各个行政机关根据自己的职权行使管理权，对于了一个行为违反其他法律的情形可以不予过问。

其次，法律应当禁止两种处罚种类接近的处罚形式的并用。行政处罚并用是以行政违法行为为对象的，即并用是针对一定行为的并用，这是没有争议的。

质的对应是指行为人行为的危害范畴如果存在于精神领域，行为人就要承担更多的精神责任，行为人行为的危害范畴如果存在于物质领域，行为人就要承担更多的物质责任。再如治安违法中，若干肇事者共同实施一个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对若干当事人作出一个同样的行政行为，其中各个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能够被分离开来。在某些案件中立法如不完备，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则采用类推的方法—法律的类推与法的类推。作者简介：关保英，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这种共同行政行为中，行为主体只是一个而不是多个。依据共同行政行为理论，一个行政主体常常对多个违法当事人作出一个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在一个同一的具体行政行为中涉及到了两个以上的当事人。

2006年3月17日，南京市栖霞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行政法本身就是一个类的概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群，在这一类的概念之下，有诸多具体的法律形式，这些法律形式亦设定了诸多具体的禁止性事项。

律师当庭出示两张照片，证明陈秋受伤，铁路部门存在严重过错。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法》总则部分规定的公平原则、公正原则、过罚相适应等原则应当是第一层次的原则。

[9]牵连犯就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而其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再次，行政处罚并用是两个不同罚则的合并使用，而不是一个罚则的重复使用。

（三）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适法主体。我们必须从某一点出发，而且这一出发点实际上倾向于是对某一特定犯罪的传统或通常的惩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过失导致一个城市的毁灭比故意伤害一名警察更恶吗？或者，我们是否应当关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两者？第三，如果提到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依靠人的判断能揭示并且比较不同人的动机、诱惑、机会和恶性吗？无疑，如果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犯罪的种类只是模糊地体现着实际发生的具体犯罪，那么我们就可能接近这样一种思想，即惩罚的严厉程度应同各不同犯罪的不同‘罪恶或严重程度相适应。

还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同样行政行为是从大的行为类型而论的，比如都是行政处罚行为。进一步讲，行政处罚并用不是一个立法层面或者行政处罚制度层面的问题。

[10]参见谢发友、李萍主编：《产品质量法新释与例解》，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页。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7条规定：外国人、外国渔船违反《渔业法》第8条规定，擅自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或者渔业资源调查活动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令其离开或者将其驱逐，并可处以罚款和没收渔获物、渔具。

2006年5月11日，南京市栖霞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公开判决：铁路部门在直通铁道的石梯处未设任何警示标志和护栏，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赔偿陈秋各项经济损失20.5万余元。第二层次的原则应当是有关行政处罚适用的原则，如罚款不能并用原则等。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法第6条的规定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因此，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法将罚则改为种类欠妥当。换言之，行政处罚并用是一个违法行为中的并用，而不是针对一个当事人的并用，行为是并用的基础，行政相对人的数量、行政相对人的形式都与并用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一个典则中的多个条文之间的重合更是十分常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在适用时就有多个条文之间会形成对事态调整的重合关系。

二、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类型在行政行为理论中，有诸多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这些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对于我们研究行政处罚并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一张照片是学校门前的石梯没设防护措施，上了石梯就是铁轨，石梯的不设防让小学里的孩子们能轻易走上铁轨，极易发生危险。

（二）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禁止事项。其次，什么东西介于犯罪导致的客观危害和引起该犯罪的主观恶意之间而成为‘严重性的尺度，是不明确的。

2004年11月26日中午，陈秋放学回家，见铁路上停着一辆火车，就与几个小朋友一起通过石梯走到铁轨上，爬上火车车厢玩耍，这时火车突然启动，陈秋慌忙从车厢跳下，结果左脚被拖入车底，被火车轧成6级伤残。笔者认为，质量对应原则应当成为处罚并用的特有原则，即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确定处罚种类、确定处罚中何种处罚为主、何种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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